当下，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推动了数字产业的发展速度，以及传统产业数字化的进程，这一转变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传统劳动技能与新的技术手段、新的劳动工具不相适配，进而导致市场上劳动力自身技能与企业所需的技能产生错配。具体的变化趋势是：

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出“极化”的发展趋势，即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增加，而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减少。例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中的统计数据，在美国的不同职业中，管理者和专家有关就业人数逐渐增加的，特别是专家类职业，其二〇一九年的增长速度是22.6%，是一九九一年的1.4倍;

而中等技能劳动者与所有就业人数的比重则是呈现下降趋势，如文书类职员占总人数的比重从一九九一年的14.01%下降到二〇一九年的9.75%;尽管工厂中的机器操作员、装配工等低技能劳动的就业比例略有下降，但是一些低技能服务、销售以及基础职业的就业比例是不断增加。

因此，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比例整体上是上升的趋势”。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增加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比重，降低中等技能劳动力的份额。进一步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路径。

具体的路径分析如下：数字生产力大发展，使生产方式即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过程发生数字化变革，生产条件和生产形式被数字经济核心要素赋予了新特点，进而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发生了改变，相应的劳动力培养与供给发生相应的调整，最终表现为劳动力的就业技能结构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

首先，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变革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劳动过程变革的技术条件来看，数字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在时代潮流中的交流碰撞，将有助于原有产业获得内在动力，不断重塑自我，实现数字赋能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相伴随的技术进步，有自身的固有属性，也就是更加青睐技艺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因此，数字技术进步与高技能劳动力人数的增加是交相辉映，相辅相成的。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使计算机、软件等相关行业产业化发展，形成数字产业。

数字产业的发展主要是具备较高知识储备、多元技能以及研发密集度高的高技术行业，这类行业需要决策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等综合能力强的高技能劳动力。

例如，在总就业招聘岗位和人数中，数字产业化领域招聘岗位的份额就超过了1/3，其人数占比达到了24.2%，这些岗位的招聘对象正是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并从事数字产品设计、程序编程、系统测试与维护的数字技术人员。

毫无疑问，高技能劳动力在数字经济时代明显增加。从劳动过程变革形式来看，个性化定制生产直接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个性化定制生产的新生产方式离不开数据开发、数字技术以及信息网络的创新等环节，与数字产业具有高度依存性。

具体来看，个性化的生产形势基于数字平台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经由数据工程师加工处理，实现消费者消费需求的精准定位，再由企业利用这一信息，生产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这一过程涉及到诸如：

数字平台的搭建与维护、数据工程师以及较高水平的精益生产设备等环节，毫无疑问，均提高了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特别是软件编程、数据挖掘等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个性化定制生产将增加对上述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其次，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变革增加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数字经济时代，高技能行业蓬勃发展，让部分消费者依托现有便利设施，如外卖配送、上门清洁、整理等解决了做饭、打扫等繁琐的家务劳作，这有利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低技术行业的发展，这类行业对劳动者技能要求较低。这受益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效应。

具体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催生了有更高技艺水平的行业，而且简化了原有生产流程，更新了固定设备，例如，当我们走进一家餐馆，发现服务员拿着平板设备为我们点餐，当我们结账时，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即可完成支付;

在我们走进自助洗衣店、宠物店等消费场所，我们可自主扫描二维码、条形码即可生产订单需求，然后支付即可。在这些消费场景中，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本质上就是智能化设施，雇工是起到辅助指导作用，因而这类型劳动力并不需要掌握深奥的技能原理，这些消费场景新变化直接导致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增加了数据要素、智能化机器设备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率，实现了生产主要流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雇工可利用这些投资品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更多数量的产品。

此时，产品的生产成本在科技进步的前提下有所降低，企业为了保证自己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将会制定较低的销售价格。在名义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所拥有的货币收入具有更强的购买力，最终可购买的商品数量更多，消费支出增加。

人们对美好生活提出的更高要求，为社会上的投资者提供机遇，也就是通过增加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投资，不断改善服务质量，致力于细节取胜，目的是为人们提供更便利、更有人情味的服务，譬如像收纳师行业，收纳师在接受雇主订单后即可上门提供服务，为雇主打造一个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

像“闪送”配送员，人们在需要同城寄送文件，或者异地寄送礼物时，可选择“闪送”配送员，及时将文件送达目的地，将情谊送达对方心里。这些工作任务都属于常规性体力劳动，具有较低水平的劳动力即可满足，因而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将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扁平化的管理组织产生的岗位替代效应更集中在发生在管理领域，这导致一些从事程序化任务的管理工作更容易被自动化、智能化，中等技能劳动力面临失业。

由此看来，数字技术的应用、生产组织的扁平化以及个性化定制生产等数字化变革既存在岗位创造效应，并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高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又存在岗位替代效应，并降低了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占比，最终导致劳动力就业市场呈现就业技能结构“极化”的发展趋势。

促进就业产业结构的服务化

数字经济的产业核算主要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主要是供给技术、产品和服务、基础设施以及与数字技术、数据密切联系的各类经济活动，主要与计算机软硬件设备、软件编程等相关。

这类产业主要集中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员中的比重逐渐上升，二〇一九这一比值更是达到了47.7%。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逐年增加，二〇一九年其就业总人数有3191.6万人，是二〇〇五年的2.1倍。

可见在数字经济时代，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因此，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就业产业结构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劳动过程发生深刻变化，无论是生产条件还是生产形势，均有助于增加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

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劳动者，主要是高技能劳动者，与制造业数字化的智能机器设备资本之间具有高度互补性。制造业部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显著增加了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白领和金领雇员的需求。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随数字化、智能化生产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增加。

其二，个性化定制生产发展提高了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生产社会形式的个性化发展催生了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就业形态，并依托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高效配置劳动力的需求信息，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吸引了更多劳动力参与劳动生产过程，从而创造新经济增长点，创造新就业岗位，比如：

线上零售、网店运营等电商平台就业，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网络平台就业，以及各类平台主播等低技能岗位，增加了服务业就业人数。根据中国信通院测算，二〇一九年，我国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就业人数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同比增长达25.3%。

此外，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发展，需要数字技术的开发、数据挖掘以及数字平台的建设等多个环节，进而产生了诸如算法开发、训机师、智能设备维护师等较高技能的岗位。

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变革也显著增加了生产性服务业相关劳动力的就业人数，提高了第三产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占比，最终实现了就业产业结构的服务化、高端化发展。